從“孝悌”到“舉孝廉”——略論漢代政治與倫理的同構
作者：曹婉豐
來源：《現代哲學》2020年第6期
摘 要：西漢雖承秦的軌制而立國，但是統治思惟上卻極力矯包養網單次正秦政的流弊，從統治者自上而下對“孝”的推重、踐行到以此為基礎和標準構成“舉孝廉”軌制恰是此中的主要舉措。這個過程折射出的不僅僅是所謂的儒學“獨尊”，更主要的是儒家政治觀念與價值取向對國家政治的多方面滲透與引領。“舉孝廉”軌制的奉行，一方面成為當局選拔和儲備人才、擴年夜政權基礎與增添政治活氣的有用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朝廷奉行儒家教化、增強國家凝集力的主要手腕。
關鍵詞：以孝治全國；孝悌；舉孝廉；《孝經》；
作者簡介：曹婉豐，黑龍江伊春人，哲學博士，南方工業年夜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漢代尤重孝道，在西漢漢武帝年間構成主要的“舉孝廉”軌制。對漢代孝道以及相關問題，學界以往的研討結果已然相當豐富，這里禁絕備對之做周全的介紹與論述，而著重從漢初重“孝悌”到“舉孝廉”軌制構成的相關問題加以探討，以請教于方家。
一、秦的教訓與漢的問題
歷來對秦政的批評抨擊，多集中在其繁密的法網、嚴苛的刑罰上，凡是認為秦因嚴刑酷法的奉行導致覆亡。這樣的論述并非全無事理，但對秦法繁密嚴苛的強調，同時不難給天然成似乎秦只行法則而完整不講倫理品德的錯覺，但事實上并非這般，對此需求周全而深刻的審視與考核。
在秦代，仁、義、禮、智、信、儉、貞節等品德獲得統治者自上而下的倡導，各地秦刻石的文字中多有記載，如“圣智仁義，顯白事理”“端直敦忠，事業有常”“制止淫泆，男女絜誠”【1】。《史記·李斯列傳》趙高夸獎胡亥，除“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掉”【2】外，又有“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于心而詘于口，盡禮敬士”【3】等語。而不孝在秦代就是罪名。趙高、李斯在矯詔殺害太子扶蘇與將軍蒙恬時，罪名即是“為人子不孝”和“為人臣不忠”。
《韓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全國治，三者逆則全國亂。”【4】但是，法家所倡導的“忠孝”并非目標，而是手腕。誠如學者所言：“在總體傾向上，禮義孝悌之類對于秦政，只能說是一層淡淡的粉飾罷了；君權和法制，才是其政治賴以運作的台灣包養網主軸。并不凡是講‘仁義’，就能包養一個月價錢與儒家所說的‘仁義’等量齊觀。”【5】更進一包養平台個步驟來說，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對忠孝等倫理品德倡導，分歧于儒家之處，即對忠孝等觀念，在價值上并不認同甚至極其輕視其價值，但在感化上仍將其視作穩定統治的東西。是以，客觀的來對待“孝”在秦代政治與社會中的感化，或許肖群忠的觀點可以為我們供給一種借鑒：“秦確定沒有像漢那樣把孝作為其統治思惟的基礎和焦點。至于作為一種實踐品德的孝，由于品德文明有其歷史延續性和繼承性，是以，從平易近眾行為實踐的小傳統來看，秦代也未必就一點不重孝。”【6】
可見，就統治需求來說，統治者需求提禮義孝悌的教化來凝集人心。但儒家與法家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倫理品德在政治戰略、施政理念以及政治實踐中的位置和感化的分歧。如宮崎市定所說：“從始皇對國民訓誡的內容來看，依然是事親以孝，這一點其實與儒家的教誨沒有什么分歧，至于若何行孝，這卻是法家學說里找不到的。在列國對峙的形勢下，法家君主集權的主張對擊敗敵國起到了很年夜的感化，但這只是以權術為內容的學說，不具短期包養有人生的幻想。”【7】法家對“忠孝”觀念的倡導是以維護國家凝集力為目標的；而包養情婦在儒家理論中，政治不是法家那種基于人道的趨利避害而訴諸于獎懲賞罰的治理，而是需求將品德與感情納進此中的整體性考量。
對于周全反思秦的教訓而包養金額立國的西漢來說，在武力征討奪取政權之后，若何鞏固政權進而實現長久執政，在漢初年間完成休養生息之后最急切解決的政治問題。假如說漢初年間“另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那么到武帝時期，興教化則成為當務之急。顯然，對于漢儒來說，“治安之國”是遠遠不夠的。陸賈說：“夫法則所以誅暴也，故曾、閡之孝，夷、齊之廉，此寧畏法教而為之者哉?”【8】
事實證明，到了漢武帝年間，一味的清靜無為早已缺乏以應付隨著漢朝國力發展而凸顯的種種社會與政治問題。概言之，“統治者不用積極有為，或說不成違道妄為，‘道’作為宇宙次序會天然把社會調節到適宜狀態。這般‘反樸’取向，與一個年夜型文明國家的管理方法，最終難于整合”【9】。推重黃老的竇太后往世之后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漢武帝命令“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這一詔書也宣佈了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從此以后，國家的時新派政策以更強無力的情勢出現；一個虔誠的《品德經》信仰者是很難贊同國家朝積極的和擴張主義的政策標的目的作明顯的轉變的。”【10】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對于一個經過幾十年休養生息、養精蓄銳的國家，一個雄才粗略而非昏庸無為的天子，以清靜無為為理論基調的政管理念勢必無法滿足國家發展與統治者的需求。新時代的新問題，“不是元勳貴族後輩所能解決的，不是法吏所能解決的，亦不是前一代黃老哲學所能應付的”【11】。而儒家之長恰好能補黃老之短，政管理念的變更已然是年夜勢所趨。
二、從作為品德倫理的“孝悌”到作為人才選拔軌制的“舉孝廉”
從統治者自上而下對“孝”的推重、踐行到以此為基礎和標準構成一種政治軌制，由儒家“孝悌”進而國家“舉孝廉”，以往的研討慣用“獨尊儒術”來總結這一過程，但深刻探討，此中折射出的不僅僅是所謂的“獨尊”，即儒學位置的晉陞，更主要的是儒家政治觀念與價值取向對國家政治的多方面滲透與引領。sd包養余英時認為，漢代以“孝悌”為取士的最主要的標準，即是根據“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的邏輯推衍出來的【12】。而漢代從對“孝”的重視到“舉孝廉”軌制構成的過程，也是“社會的倫理次序與普通性的政治軌制進行對接”【13】的過程。
閻步克說，一種行政軌制的構成需求量變的積累，但質的變動卻往往聯系著更為廣泛的政治文明佈景的變動【14】。好比，從漢初開始對“孝”的重視及褒揚。漢代的天子多以“孝”為謚。顏師古說：“逆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15】漢文帝說：“孝悌，全國之年夜順也。”【16】孝悌是管理全國的最基礎地點。武帝即位之初即頒布詔書：“平易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17】再如，漢武帝對儒學的推重，誠如胡秋原所說：“武帝之初，儒生已成嚴重勢力。儒學不待武帝之尊而尊。”【18】而儒學位置的晉陞，“此實為儒者包養ptt長期(至多八十年)奮斗之成績，風會之使然。武帝即位之時僅十七歲，不克不及謂即有堅定之主張也。不過此一少年天子亦感觸感染時代思潮罷了。”【19】
是以，“舉孝廉”作為一種人才選拔軌制之包養價格ptt所以能夠在漢武帝一朝得以確立和實施，與其說是君主個人的選擇，不如說這是時代潮水的年夜勢所趨。“賢良、樸直之設科，是與知識群體特別是儒生集團的參政，與王朝之最終把儒術奉為正統意識形態的過程，是分歧的；孝廉科亦是這般。”【20】《漢舊儀》曰：“高后選孝悌為郎。”【21】早在呂后執政時期，已經有這種因德性出眾而進進短期包養宦途的選拔方法。而孝廉軌制的正式確立，則通過董仲舒的提議而被武帝所采納。在與武帝的對策中，董仲舒說：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後輩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平易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年夜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全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22】
《漢書·武帝紀》記載：“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舉孝廉”軌制由此起始【23】。從漢代重“孝”甜心花園到“舉孝廉”軌制的實施，董仲舒居功甚偉。班固曰：“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24】這一由儒者倡導的軌制，其精力實質是以儒家的品德標準作為取士標準，根據逆子的孝行來舉薦、選拔、考察人才的軌制。“舉孝包養網單次廉”的逐漸推廣對漢帝國政治所產生的影響，如嚴耕看所論，“遂使漢代政治標質起嚴重變化”【25】。此種變化，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申說。
起首，“舉孝廉”軌制的奉行，成為當局選拔和儲備人才、擴年夜政權基礎與增添政治活氣的有用方法。對于漢初統治集團來說，“彼輩既純樸農工，政治設施茫然不解，更無新幻想可言，故一切法制，悉承秦舊，‘蔭任’、‘貲選’蓋其類耳。是以元勳封侯食采，後輩平流涌進，而不知隨時向平易近間接收新原因，增添新血輪，致當局輿平易近間日逐懸隔，在上人材日稀，鄙人平易近情隔閡。高低不克不及連貫，有僵化為新貴族之趨向。”【26】到漢武帝年間，漢初元勳以及他們的子孫所起到的輔佐感化越來越小【27】。隨著元勳及其後輩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而出現的政治空間若何填補，成為考驗政權的執政才能可否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問題。通過“舉孝廉”軌制選拔人才來填補政治空間，成為武帝時代的必定之選。緣由有二：
第一，孝廉軌制的設立，為底層蒼生的進仕開啟了年夜門。并非按出生來展開，所謂“好漢不問出處”；以德性為標準，階級、門第、血統都不主要，這無疑使得政權組成來源多元化，而這種多元化對于政治活氣的堅持，社會好處的分派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與此同時，人才由皇權直接選拔，權力直接進進到社會的最底層，最底層的優秀分子直接進進到國家政權。可以說，“舉孝廉”軌制選拔的范圍廣泛而開放，政權的開放水平與布衣化進一個步驟加年夜，這就使得國家政權在全社會范圍內獲得最年夜水平的支撐與認可。
第二，在選拔標準上，誠如學者所論，“賢良、孝廉之所以殊異于此前的仕宦舉薦之法的，一是設科項目上的‘進賢’意圖，二是舉薦情勢上的‘貢士’顏色。這方面，充足地適應于上述儒家的為政以德、教平易近以德、以及由固守德義的正人賢人任官以‘軌德立化’的思惟，體現了一種在選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則”【28】。所以否合適儒家德性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進而“建構一個由‘孝悌’、讀書出生和經受推薦、考察而構成的文官軌制，作為專制皇權的行政支柱”【29】。至此，“為政以德”與“以德取人”構成一種良性支撐與互動，為儒家“暴政”的實施供給了軌制上的保證。
其次，除了選拔人才，“舉孝廉”也是朝廷奉行儒家教化、增強國家凝集力的主要手腕。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漢書·循吏傳》《后漢書·循吏列傳》《后漢書·儒林列傳》《后漢書·文苑列傳》的記載，漢代的許多仕宦都是通過“舉孝廉”而進進宦途。他們通過“舉孝廉”參與到國家政權，在國家政治生涯中發揮感化；而在他們施政的過程中，又必定會褒獎孝行，在為政中起到一種導向性感化。由此構成一種良性循環，不論是對社會風氣還是人才儲備，都起到正面積極的引導感化。這種循環互動如干春松所總結，“隨著儒家的包養甜心網軌制化，儒家觀念便更公道、順暢地改革著現實的軌制。而軌制的儒家化強化儒家軌制化的深度和廣度”【30】。通過對德性的倡導而進仕，一方面拓寬政權社會基礎的同時，另一方面則加年夜倡導教導的力度。在這兩方面配合盡力下，極年夜晉陞了文明吸引力與政治向心力。
孝廉、茂才皆處所推薦而來，全國百余郡國，無論其在華夏或邊疆，無論居平易近之為華夏平易近族，或邊裔少數平易近族，亦無論其經濟文明發展之高下，一概一視同仁，皆以戶口幾多為比例。推薦人才到中心為郎官，在首都觀摩數年，然后分撥在中心或處所(不到原籍)任職，這樣增添了處所四裔對中心的向心力。秦漢時代中國第一次走上統一之途，能維持四百年之久，此一軌制盡了相當的效能。中國經此長久的統一局勢，已凝成為不成分之一體，自后政治上縱然時或有離心的叛亂出現，但最后終歸統一，得此軌制影響甚年夜。換言之，中國二千年來世界性國家之局勢，為曠世所未有，此一具有闊年夜胸襟不分夷夏一視同仁之軌制，實有其歷史性的影響感化。【31】
這種在文明上由中心到邊疆的包養網比較輻射和影響，通過對一種文明觀念的認同，使得孝悌等儒家價值觀成為這個“年夜一統”政治的粘合劑。到了東漢時，期門、羽林的軍士也須學習《孝經》章句，匈奴貴族也遣子進學。
漢文帝曾立孝經博士：“漢興，除秦虐禁，開延品德，孝文天子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后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罷了。”【32】由此而帶來的疑問是，罷《孝經》博士，能否真就意味著《孝經》位置的降落?對此，王國維說：
然《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并罷，其罷之之意則分歧。《孟子》以其為諸子而罷之也。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輿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罷之者也……蓋經師授經，亦兼授《孝經》、《論語》，猶本日年夜學之或有豫備科矣。然則漢時《論語》、《孝經》之傳，實廣于五經，不以博士之廢置為盛衰也。【33】
顯然，《孝經》在漢代的基礎性位置不容置疑，這種基礎性位置的特別之處就在于并非隨著博士的“立”或“罷”而有所改變。到漢平帝元始三年，“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34】。《承平御覽》卷五四五引《荀氏家傳》：“故漢制全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
對于孝道的踐行，有儒家經典作為其價值依據，再共同以人才選拔軌制為獎勵，在精力與物質兩方面的齊頭并進，使得漢代“以孝治全國”獲得了傑出的社會與政治後果。
三、孝為善包養站長政之基石：從倫理次序到政治軌制的變遷
從政治軌制演變的層面來說，有學者認為，“從周制到秦制，從最高權力上說，則有一個從宗族的家全國抵家庭的家全國的轉換，這是周秦之際的歷史年夜勢”【35】。統治基礎的轉變天然帶來的是思惟觀念的變遷。承秦制而建國的西漢，在短暫的郡國并行制之后，在漢武帝時期最終確定和鞏固了“家庭的家全國”。是以，“家庭的家全國”恰是建基于“家庭倫理”基礎上的【36】，對孝的強調天然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肖群忠對漢代的孝文明總結為三點：“起首是孝事理論的綱常化與理論論證的奧秘化；其次則是孝道的政治化、實踐化；最后，是孝道義務與實踐的單方面化、絕對化。”【37】可以說，漢代孝事理論的綱包養dcard常化是中國孝文明發展史上的主要節點。漢代對孝的重視，將其縮小化，就成為對忠的倡導。隨著“君為臣綱”被列為三綱之首，這種由“孝”而“忠”論證的不斷加強，亦是從觀念變遷的層面折射出“孝”從倫理次序具體化為政治軌制的變遷過程。
先秦時，包養平台《論語》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欠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38】包養dcard孟子強調：“堯舜之道，孝悌罷了矣。”【39】漢初陸賈說：“執政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親。”【40】在《孝經》中，“事君”已然成為包養網推薦“孝”的一部門，并提出移孝為忠的治國理念：“正人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41】董仲舒曾說：“奸臣之義，逆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成以加矣。”【42】董仲舒以“土”來說明忠與孝的位置，恰是為了強調其“不成以加”的至高無上。這般一來，當“孝”延長到“忠”，其范圍也從“家庭”擴年夜到“朝廷”，成為家國同構的理論基石，如“奸臣以事其君，逆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43】等論說，不僅在漢代，在后世也有很年夜影響。
凡此種種，表白“孝”已經不僅是一種倫理規范，在政治領域同樣發揮著主要的規范感化。以儒家觀念為基礎與指導建構起來的軌制，不單意味著從倫理規范到政治原則的飛躍，還意味著儒家與政權的深度鏈接，儒家價值觀對權力的塑造。以經義影響政治，以儒家經典中所推重的價值作為權衡現實政治得掉的標準；以儒家的政治觀念引導君主的政治行為，以儒家的政治傾向影響現實政治運行的走向。好比，《漢書·郅惲傳》：“臣為陛下逆子，父教不成廢，子諫包養管道不成拒”。既然君王如怙恃，統治者同樣如怙恃一樣在犯錯時接收臣子的勸諫。誠如當代學者所論：
在明天的用語中，“孝”指後代對怙恃的品德，在“家”范圍之內，是私領域的事。可是，現代并沒有古人所謂的公與私的分界，品德與政治的明確分界，是以，“孝”的問題也決不是私家領域子對父的品德問題，而是周全構建人間次序的焦點要素，帶有強烈的政治性。【44】
因此，從推重“孝”觀念到奉行“舉孝廉”軌制，我們需求嘗試超出時代的局限和對前人的苛求包養網ppt，才幹對這一過程做出有分寸且有邊界的懂得。 如《東漢會要·選舉上》中所說，漢代“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為后世所不克不及及”。與此同時，儒家孝道由倫理到政治的軌制化建構，也意味著必須投身到社會與政治生涯中往，才幹實現本身的價值。從這一點來說，儒家積極進世的基調從孔子“學而優則仕”的觀念逐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漸演變成為被政治權力不斷強化的國家軌制。正如李澤厚所說：
孔子繼承遠古所提出的仁學結構，重要即是通過漢代一系列的行政規定如尊儒學、倡孝道、重宗法，同時也通過以董仲舒儒學為代表的‘天人感應’的宇宙圖式，才真正具體地落實下來。【45】
從對“孝”的推重與踐行，到“舉孝廉”軌制的確立，漢代以儒家孝道為精力包養sd資源和價值根據，以物質獎勵、法令約束、社會教化與人才選拔等方面的辦法相共同為其實施保證。既有來自法令方面的硬約束，又有來自教導方面的軟手腕，全方位地發揮了“孝”在社會生涯與政治運行中的主要感化。但是，過度的強調後代對怙恃之孝，除了發展到愚孝之外，必定走向其背面。恰如《抱樸子·審舉》篇中記錄的童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冷素潔白濁如泥，高門良將怯如雞。”當孝行成為進身之階，就已不再是單純的品德感情，而成為獲取功名利祿的手腕。
注釋
1 [漢]司馬遷：《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09、210、223頁。
2 [漢]司馬遷：《史記》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240頁。
3 同上，第2240頁。
4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510頁。
5 閻步克：《士年夜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233頁。
6 肖群忠：《孝與中國文明》，北京：國民出書社，2001年，第59頁。
7 [日]宮崎市定：《東洋的現代》，馬云超、張學鋒、石洋譯，北京：中信出書集團，2018年，第34頁。
8 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5頁。
9 閻步克：《秦漢之際法、道、儒之嬗替片論》，《閻包養網推薦步克自選集》，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97年，第270頁。
10 [英]崔瑞德、魯唯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楊品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92年，第131頁。
11 胡秋原：《現代中國文明與中國知識分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70頁。
12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明傳播》，《士與中國文明》，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129頁。
13 干春松：《軌制化儒家及其解體》，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第包養金額50頁。
14 閻步克：《察舉軌制變遷史稿》，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第8頁。
15 [漢]班固：《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 76頁。
16 同上，第109頁。
17 同上，第136頁。
18 胡秋原：《現代中國文明與中國知識分子》，第271頁。
19 同上，第293頁。
20 閻步克：《察舉軌制變遷史稿》，第9頁。
2包養意思1 [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包養站長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90頁。
22 [漢]班固：《漢書》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185—2186頁。
23 閻步克認為，董仲舒建議郡國貢舉“吏平易近之賢者”，而漢武帝所定科目卻兼有“孝”“廉”，便有了兼顧文吏之感化。“包養違法進賢”“貢士”之法中，又兼含“達吏”之意，除經明行修治儒生外，文吏亦可以由此科而得舉。此外，根據閻步克的考證，《漢書》中“舉孝廉”和“察廉”“廉吏”有著明確的區別，不成混為一談。(閻步克：《察舉軌制變遷史稿》，第13、29—37頁。)
24 [漢]班固：《漢書》第3冊，第2196頁。
25 嚴耕看：《中國政治軌制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91頁。
26 同上，第91—92頁
27 參見李開元：《漢帝國的樹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害階層研討》，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59—73頁。
28 閻步克：《察舉軌制變遷史稿》，第10頁。
29 李澤厚：《秦漢思惟簡議》，《中國現代思惟史論》，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139頁。
30 干春松：《軌制化儒家及其解體》，第10頁。
31 嚴耕看：《中國政治軌制史綱》，第94—95頁。
32 [漢]趙岐：《孟子題辭》，[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7頁。
33 王國維：《漢魏博土考》，《王國維選集》第8卷，廣州：包養故事廣東教導出書社，2010 年，第109—111頁。
34 [漢]班固：《漢書》第1冊，第301—302頁。
35 李祥俊：《秦漢價值觀變遷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7年，第110頁。
36 李祥俊認為，把皇權樹立在家庭倫理基礎上，而非樹立在宗族倫理基礎上，這是秦漢專制皇權的基礎特征。(李祥俊：《秦漢價值觀變遷史論稿》，第111—112頁。)
37 肖群忠：《孝與中國文明》，第58頁。
3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7頁。
39 同上，第339頁。
40 王利器：《新語校注》，第118頁。
41 汪受寬：《孝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4年，第68頁。
42 [清]蘇輿撰、鐘哲點校：《年齡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16頁。
43 王文錦譯解：《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631頁。
44 陳壁生：《孝經學史》，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48頁。
45 李澤厚：《秦漢思惟簡議》，《中國現代思惟史論》，第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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